《練字》是《文心雕龍》的第三十九篇，探討寫作中如何用字的問題。劉勰正確地認識到，文字是語言的符號，是構成文章的基礎;所以，如何用字，是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問題。本篇所論，正以詩賦等文學作品為主，而不是泛論一般的用字問題。但本篇只論用字，不是全面論述文學語言問題，還須結合《章句》、《麗辭》、《比興》、《夸飾》、《物色》等有關篇章的論述，才能了解到劉勰對文學語言的全面意見。

文心雕龍練字篇第三十九原文

夫文爻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粟飛;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輶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周禮》保氏，掌教六書。秦滅舊章，以吏為師。及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邈造隸而古文廢。

漢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八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慎，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撰篇。及宣平二帝，征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并貫練《雅》、《頌頡》，總閱音義。鴻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后漢，小學轉疏，復文隱訓，臧否亦半。

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并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群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后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

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倉頡》者，李斯之所輯，而史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詁訓，《頡》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復，妍媸異體。心既托聲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諷誦則績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

是以綴字屬篇，必須揀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復。詭異者，字體瑰怪者也。曹攄詩稱∶“豈不愿斯游，褊心惡兇呶。”兩字詭異，大疵美篇。況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于常文，則齟齬為瑕，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騷》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為文者，富于萬篇，貧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也。單復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疏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黕而篇暗。善酌字者，參伍單復，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無。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

至于經典隱曖，方冊紛綸，簡蠹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于穆不似”，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傅毅制誄，已用“淮雨”;元長作序，亦用“別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圣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贊曰∶

篆隸相熔，蒼雅品訓。古今殊跡，妍媸異分。

字靡易流，文阻難運。聲畫昭精，墨采騰奮。

文心雕龍練字篇第三十九翻譯

象形文字改變了上古結繩記事的辦法，倉頡受到鳥獸足跡的啟發而發明了文字。這些都是語言的符號，構成文章的基礎。相傳倉頡創造了文字，使得鬼驚夜哭，谷飛如雨;黃帝使用了文字，百官得以治理、萬民得以明察。前代君王為了傳布聲威教化，要求書寫必須采用統一的文字;君王派出使者，到各地搜集習俗不同的語言，就是為了統一字形和字音。《周禮·地官》中記載，周代有保氏官，負責掌管教授文字。秦始皇統一六國燒毀古代典籍之后，便以官吏為老師;于是經李斯整理籀書而產生了秦代的小篆，后來程邈又將小篆改為隸書并廢棄了古文字。

漢代初年，蕭何起草法律，明確規定了文字的法令條文：太史官對幼年學生，要考試六種字體;官吏和百姓向皇帝上書，寫錯了字要彈劾檢舉。所以，西漢石建的上書中，“馬”字寫漏一筆，便害怕將獲得死罪;雖說石建的性情比較謹慎，但也說明了當時注重文字的情況。在漢武帝時期，司馬相如編寫了《凡將篇》。到宣帝和平帝時期，曾征召精通文字的人材：張敞因能正定古字而傳授文字學，揚雄用采集的奇怪文字寫了《訓纂篇》。他們都精通《爾雅》、《倉頡》，全面掌握了文字的音義。當時的辭賦大家，沒有不通曉文字的。加之他們的作品大都是描寫京都苑囿，常用假借字來狀貌形聲。因此，西漢時期擅長文字學的作家，大多都喜歡生僻字。這并非他們特意要標新立異，而是因為當時的作家都通曉難識的文字。到了東漢，人們開始疏忽對文字的研究，因此很難將復雜深奧的字解讀清楚，對錯各占一半。

及至曹魏時期的創作，用字有了一定的法度，回頭再看漢人作品，反而有了障礙，難以讀懂。所以，陳思王曹植說：“揚雄、司馬相如的作品，意義幽深，讀者未經老師傳授就不能解釋其辭句，沒有廣博的學識就難以理解它的內容。”這豈止是讀者的才力不足，也由于它的文字實在深奧。自從晉代以后，用字大都講求簡明易懂，當時都習慣于簡易，誰還采用難字?現在的作品，有一個怪異的字，很多句子都要受到影響;如果有三個人都不認識，那就將會成為字妖了。后代讀者大部認識的字，雖是難字也不難了;大家已共同廢棄不用的字，雖然不難也成為難字了。創作中或取或舍，這是不可不注意的。

《爾雅》這部書，是孔子的門徒所編纂的，它和《詩經》、《尚書》有著密切的聯系;《倉頡》這部書是秦朝丞相李斯編輯的，保留了大量原始文字與籀書遺傳下來的字體。《爾雅》用以解釋古字古義，《倉頡》匯集了生僻字。兩種書的作用相輔相成，就如人體左右肩或左右腿的相互配合。一個作者兼通古字而又知新義，這樣就可以開始寫文章了。至于字義的古今有別，后世普遍運用或廢棄不用，以及字形繁簡的配合等，都會形成優劣不同的作品。作者的思想既然寄托于有聲的語言，語言又借助于有形的文字來表達，諷吟誦讀是否動聽，就看音節是否協調，觀其文，就看文字是否運用得當了。

因此，在寫作的過程中必須對文字加以選擇組合：第一要避免詭異，第二要減少聯邊，第三要權衡重出，第四要調節單復。所謂“詭異”，就是奇形怪狀的生僻字。如曹攄的詩中說：“豈是不愿意這次行游，只是我狹小的心胸憎惡那吵吵嚷嚷的訩呶。”“訩呶”兩個怪字，就使美好的詩篇大受污損，何況經常有超過兩個字的生僻字出現，那么這樣的文章還能成為優秀的作品嗎?所謂“聯邊”，就是偏旁相同的字。描繪山川的形貌，自然古今作品都用聯邊字，但用于其他文章，就很不相稱而成了瑕病;如果無法避免，可以連用三字，但三字以上，那就像編字典了。所謂“重出”，就是相同的字重復出現。《詩經》和《楚辭》都能恰當地重復一些字句，近代創作卻忌諱同字的重復;但如果兩個字都很必要，就寧可犯忌也要運用。所以，善于寫文章的人，雖可寫到萬篇之多，有時卻感到一字之缺;并不是沒有這個字，而是避免重復有困難。所謂“單復”，就是字形的繁簡。字形簡略的字積累成句，就顯得稀稀拉拉，行列單薄;筆畫繁多的字積聚成文，就顯得一片漆黑，篇體無光。善于用字的作者，繁簡字體交錯配合，就能圓轉如珠了。以上四條，雖然不一定每篇文章都有，但總的體例是不能沒有的;如果遇到這些情形而不明白，就算不得精通練字了。

至于說經典書籍的內容深刻隱晦，各種著述浩瀚繁富，加以簡帛的被蛀或破裂，經多次抄寫而改變原字，有的因字音相近而誤，有的因字形相似而錯。如子思的弟子孟仲子，把《詩經》中的“於穆不已”說成“於穆不似”，這就是字音相近造成的錯誤;晉國歷史所記載的“己亥渡河”，被衛人讀為“三豕渡河”，這就是字形相似造成的錯誤。《尚書大傳》中有“別風淮雨”的說法，《帝王世紀》則說“列風淫雨”。“別”與“列”、“淮”與“淫”，就是文字相似而于不知不覺中改變的。“淫”和“列”的字義妥當但不奇特，“淮”、“別”二字于理不合卻很新奇。東漢傅毅在《北海王誄》中已用過“淮雨”二字，南齊王融在《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中，又用到“別風”二字。由此可見，愛好奇特的心情，古今都是一樣的。但對待歷史上缺疑的字，圣人是很慎重的;若能本于正確意義而拋棄好奇的念頭，就可以定正文字了。

總結：

篆書和隸書依次熔煉，《倉頡》和《爾雅》對文字做了全面的解釋。從古到今的作者，由于運用文字的不同，其效果就美丑各異。

用字為世所同曉便容易流傳，為時所共廢便難以運行。文字把思想表達得明白而精確，就能文采飛揚而突出。

文心雕龍練字篇賞析

本篇有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講文字的起源、變化，以及漢魏以來的運用情形，最后總結出一點可貴的認識：“后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這種對“難”和“易”的觀點，反對用古字怪字的態度，顯然是辯證的、可取的。第二部分強調要善于用字，必須兼通古今興廢之變;提出了“心既托聲于言，言亦寄形于字”的著名論點，扼要說明了語言文字和思想感情的關系。第三部分講用字要注意的四點：一是不用怪字，二是不堆砌偏旁相同的字，三是衡量同字重復有無必要，四是筆畫繁簡的字要調配使用。這四點是針對當時創作中存在的問題而發的，有的現在看來已毫無意義。第四部分講用字要“依義棄奇”，對古書傳抄之誤應慎重對待。

本篇所論，多屬形式技巧問題，雖也論及語言文字是表達思想的符號或工具，卻未由此出發來論述如何用字以表達思想。但本篇反對用古字怪字，強調“依義棄奇”等，在當時是頗有必要的;特別是主張用字以“世所同曉”為準，說明劉勰并非在一切問題上是古非今，而無論崇古與尚今，都主要是從文學創作的實際效果出發的。

作者簡介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于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于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