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藝錄》實際上是一部詩話，只是不涉及時人作品而已。不像《隨園詩話》有假書傳詩之嫌，亦有借人抬己之疑。錢先生對隨園頗有微詞，常有發(fā)難之語。如果單就趣味性而言，我以為《談藝錄》不及《隨園詩話》，不搞專門研究者不一定要看。

　　《談藝錄》的特點是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相關(guān)資料，書（中華書局1996年版本）中補遺、補訂、補正篇幅超過原文，釋道儒墨陰陽家，英德法意希臘文，信手拈來，其才情博學(xué)記憶力，無不令人嘆為觀止。資料的豐富羅列，為后人作某項專題研究提供了可貴的索引；但為了說明一個問題，有時是用不著舉那么多例子的。（他自己在《管錐編》里說：賈誼《過秦論》“席卷天下”“包舉宇內(nèi)”“囊括四海”“并吞八荒”，四者一意，任舉其二，似已暢足；多舉猶“一個孤僧獨自行”“關(guān)門閉戶掩柴扉”一樣可笑了。

　　凡讀過《談藝錄》的人都會有這種感覺：不論名氣多大的詩人，他都能在其詩作里找出沿襲前人的句子。如大詩人陸游，簡直被他追得無地自容。

　　錢先生論唐詩宋詩的差別，“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所謂唐宋詩是指風格而言，“自宋以來，歷元、明、清，才人輩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圍，皆可分唐宋之畛域”。

　　一般的說法，師法尚高，“取法乎上，僅得其中”。wWw.330011.CoM但錢先生比較竟陵與公安兩派，“以作詩論，竟陵不如公安；公安取法乎中，尚得其下，竟陵取法乎上，并下不得。”可能是眼高手低吧。

　　“文貴曲，詩宜淡”，錢先生引古人言證之。貴直者人也，貴曲者文也；天上有文曲星，無文直星。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詩到無人愛處工，俗人猶愛未為詩。直須作到無人愛，始是吾詩長進時。

　　詩文之累，不由于謗而由于諛。詩文之累學(xué)者，不由于其劣處，而由于其佳處。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第一個用花比女人的是天才，但花喻女人已流為俗套；好詩被學(xué)被尊為xx體，便不怎么新鮮了。

　　關(guān)于剽竊，須嚴格區(qū)分“改”與“襲”：以為原句不佳，故改；以為原句甚佳，故襲。改則非勝原作不可，襲則常視原作不如。

　　司空徒《詩品》“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不是一個字不寫。“不著”者，不多著，不更著也；“著”有注解的意思。好像山水畫，無筆墨處與點染處互相烘托，并不是無字天書或圓光之白紙。

　　關(guān)于詩與文的比喻，轉(zhuǎn)引《圍爐詩話》說明，非常形象。意喻之米，文如飯，詩如酒，飯不變米形，酒則盡變；飯使人飽，酒令人醉。

　　作詩須以不類為類乃佳；看了上句，使人想不出下句，方見變化不測。“珠圓花上露，玉碎草頭霜”，雖工不絕。這樣說來，必“西班牙”對“東坡肉”，“三星白蘭地”對“五月黃梅天”才妙。一笑。

　　韓愈同柳宗元的差別好像建房子，“子厚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別人田地。退之則惟意之所指，橫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飽滿，不問田地四至，或在我與別人”。蘇軾與黃庭堅的不同“猶丈夫女子之接客”，“丈夫見賓客，信步出將去；如女子，則非涂澤不可”。蘇東坡如名家女，大腳步便出；黃山谷縮頭拗頸，欲出不出，有許多作態(tài)。

　　李商隱《錦瑟》詩非“悼亡”之意，而是以古瑟自況。“詩冠全集，倘非偶然，則略比自序之開宗明義。”首“錦瑟”兩句，言景光雖逝，篇什猶留，畢世心力，平生歡戚，開卷歷歷，“借此中傳”；次“莊生”兩句，言作詩之法，心之所思，情之所感，寓言假物，譬喻擬象；中“滄海”兩句，言詩成之風格或境界；末“此情”兩句，乃與首二句呼應(yīng)作結(jié)，黯然于好夢易醒，盛筵必散。

　　《談藝錄》一書，博大精深，根據(jù)讀者自身的學(xué)養(yǎng)差異，給予你不同的收益。功底深的，得到便多；像我輩淺薄者，只能學(xué)到一點簡單的知識，如韓非為什么叫“韓非子”而不稱“韓子”之類，讀不讀意義不大，實在對不起錢先生的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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