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輛汽車并排停著，引擎已被發(fā)動，吉姆和布茲各自鉆進一輛車。關(guān)上車門，將油門一踩到底，兩輛車風馳電掣般地沖向懸崖。眼看到了懸崖邊，幽深的峽谷已出現(xiàn)在兩人眼前，最后抉擇的時間到了——他們必須在車子墜入深淵前跳出駕駛室。
　　
　　然而，吉姆和布茲進行的是生死勇氣的較量，誰先跳出來，誰就算輸。車頭已沖出懸崖，在這最后一瞬間，吉姆撞開車門，一頭栽到地上。布茲獲得了勝利，但他的車子已沖出了懸崖邊緣，跌進深淵——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這是電影《無因的反叛》中的一幕，詹姆斯·迪安扮演的吉姆，是20世紀50年代狂野放浪青年人的代表。這一代青年，追求的是個性解放和自我價值的實現(xiàn)，為此不惜采取極端行為，把所謂的“冒險精神”發(fā)揮到極致，甚至將生命當兒戲。
　　
　　但這并不是20世紀50年代青年的專利。據(jù)科學家分析，追逐危險、知難而進的行為，其實是人性深處的渴望，不分年代、年齡段以及階級。
　　
　　我們能肯定的是，通過理性思考，人們能抑制自己追求冒險快感的欲望，不過，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人們并沒有這么做。現(xiàn)代心理學家們試圖弄清楚的，也是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我們不能擺脫這種自討苦吃的結(jié)局？
　　
　　冒險是生物學遺產(chǎn)
　　
　　人們?yōu)槭裁礋嶂悦半U？隨著認識的不斷深化，答案逐漸明朗——人類是在利益驅(qū)動下冒險的；越是肯冒險，就越有可能變強大。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生物學家杰伊·弗蘭最近提出了一項理論，并得到公認。
　　
　　他認為，人類這種追求冒險的習性源于史前時期。當時，地球上生活著兩大類原始人，一類筑巢定居，另一類則敢于向外開拓新天地。定居者多半待在自己的窩里，靠周圍植物和小動物為生，始終小心翼翼。開拓者則到處漫游，他們認識到，大膽行為會增加死于非命的可能性，但同時能讓其尋得更美味的水果和更多獵物。
　　
　　此外，他們還積累了豐富的求生經(jīng)驗，能更好地經(jīng)受大自然的嚴酷考驗。這些本領(lǐng)更大的實干者往往活得比較長，能養(yǎng)育眾多子女，從而成功地把基因遺傳給下一代，直到他們這類人最終得以在人類中占據(jù)主導地位。
　　
　　因此，熱衷于冒險是人類的一筆生物學遺產(chǎn)，而對冒險習慣性的愛好則一直遺傳下來，今天仍普遍存在。我們很難否認，大腦把熱衷冒險的行為看作是強有力的標志。
　　
　　例如，生物學家已證實，年輕女性內(nèi)心更喜歡“危險”的男性而非“安分守己”的男性。其中一個理由是，盡管桀驁不馴的男性會惹不少麻煩事，然而，一旦與別人發(fā)生沖突，他們多半會占上風。看來，“硬漢”能給年輕女性更大的安全感。
　　
　　這種聯(lián)系在那些歷經(jīng)世代滄桑而沒有多大變化的社會中，尤為明顯。20世紀60～70年代，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拿破侖·ａ·沙尼翁，對居住在巴西和委內(nèi)瑞拉交界地區(qū)的亞諾瑪莫印第安部落進行了一次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妻妾成群的男人在當?shù)囟际且詿o畏勇武聞名，這些男人所擁有的子女也比老實本分的同族人要多得多。沙尼翁由此得出結(jié)論，在人類的繁衍中，“好斗”基因占據(jù)了上風。
　　
　　都是多巴胺惹的禍
　　
　　過去10年，對大腦化學物質(zhì)和基因的研究，證實了沙尼翁的猜測：人受利益驅(qū)動尋求刺激，有的人越是刺激越來勁。
　　
　　尋求刺激的動力因人而異，追求刺激的程度也有天壤之別。有些人比較脆弱，玩撲克牌時小賭一把，也能令他們緊張得心驚肉跳；而其他一些人即使在跳傘時從飛機上一躍而下，也并不覺得刺激。
　　
　　這類差異或許能用每個人的多巴胺系統(tǒng)來解釋。多巴胺是一種神經(jīng)介質(zhì)，多巴胺的量不同、在神經(jīng)元間傳遞信息的快慢不同，尋求刺激的欲望也就不同。對于最喜歡尋求刺激的人，多巴胺能使他們達到一種真正如癡如狂的狀態(tài)。某種刺激釋放出的多巴胺越多，刺激的感覺也就越強烈。
　　
　　心理學家把這類行為稱作“追求震撼”，而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因素在其中發(fā)揮了作用。比常人更需要多巴胺刺激的人，一般更能承受“追求震撼”可能帶來的生理、社會或錢財?shù)确矫娴娘L險，因為他們知道風險將伴隨刺激而來。但強烈的多巴胺反應由什么引起呢？
　　
　　美國特拉華大學的心理學家馬文·尤克曼認為，罪魁禍首就是一元胺氧化酶ｂ。這種酶是分解多巴胺的化學物質(zhì)之一。一個人體內(nèi)的一元胺氧化酶ｂ越少，多巴胺的流動就越強，而這個人熱衷于追求刺激的可能性就越大。
　　
　　我們都是“概率瞎子”
　　
　　在某些心理學家看來，一個人很難抗拒尋求刺激的誘惑，是人類本性的極端表現(xiàn)：容易過低估計風險，而過高估計自己的預期成績。例如，心理調(diào)查顯示，大部分人都覺得自己比一般人強，他們也認為自己比一般人更善于判斷優(yōu)劣，專家們把這種現(xiàn)象稱為“樂觀傾向”。
　　
　　美國圣路易斯大學公共衛(wèi)生學院的馬修·克羅伊特爾所作的調(diào)查表明，即使人們完全清楚某些不健康的、甚至是玩命的習慣所包含的巨大風險，仍樂此不疲。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2004年冬天，美國猶他州帕克城附近有5位滑雪者無視警示標志，翻越欄桿到?jīng)]有保護措施的雪坡上飛馳而下，結(jié)果無一幸免于難。
　　
　　總的說來，人們并不太善于估量風險——從這點來說，我們差不多都是些“概率瞎子”。如果賭盤一連5次最終停在“紅”上，許多觀賭的人就會產(chǎn)生錯覺，以為下次開轉(zhuǎn)時，賭盤停在“黑”上的可能會大些。其實，賭盤每一輪停在“紅”或“黑”上的概率始終不變，都是50∶50。然而，成千上萬的賭場常客就栽在這種錯覺上。
　　
　　同樣，墜機事件在人們心目中引發(fā)的恐慌遠大于車禍，這是因為飛機墜毀比汽車出事要引人注目得多。實際上，車禍的死亡者所占比例，遠高于墜機的死亡者。我們還特別擔心會死于橫禍，例如遭到謀殺、被閃電劈死或被毒蛇咬死等，盡管遭遇這類稀奇古怪死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于是，賭場老板、彩票經(jīng)銷商和保險代理人，便肆無忌憚地利用我們認識上的誤區(qū)，來叫賣所謂的“必勝”彩票或推銷“平安”險種，而它們所針對的風險幾乎都是不可能出現(xiàn)的。
　　
　　由此，我們不禁要問，既然人腦有能力理解復雜得多的數(shù)學關(guān)系，為何還會犯這些基本的判斷錯誤呢？這個問題或許能從進化理論中找到答案。在大腦進化的成千上萬年間，遭受敵人攻擊以及被毒蛇咬傷之類的禍事，構(gòu)成了實實在在的威脅，對這類事件的恐懼心理也就深深地嵌刻在了神經(jīng)系統(tǒng)中，只是在現(xiàn)代化社會中已不合時宜了。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丹尼爾·卡尼曼和已故的阿莫斯·特韋爾斯基這兩位心理學家，在研究了各種統(tǒng)計學上的認識誤區(qū)后發(fā)現(xiàn)，人們通常以為，一件事情越是引人注目，就越有可能發(f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