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睿宗時，張說為相，兼修國史。有一天，他看到《則天實錄》中有關自己的一段記載，如鯁在喉，心里感到十分不快。
　　
　　原來，武則天時的兩個寵臣張昌宗和張易之對宰相魏元忠恨之入骨，便誣陷魏元忠有謀反的言論，并誘逼時任鳳閣舍人的張說，讓他出面作證，張說沒辦法，只好答應了。他其實也很猶豫，做吧，對不起良心；不做吧，明擺著眼前這道坎就難過。這時，武則天的詔令到了，命他當面對質。同為鳳閣舍人的宋璩看出了問題，在他臨動身時勸他說：“名義至重，鬼神難欺，可萬萬不能伙同小人陷害君子呀！”這番話堅定了張說的信念，在武則天問及此事時，張說如實稟告，是張昌宗逼迫他讓他誣陷魏大人。結果，魏元忠得以免死，他被流放嶺南。
　　
　　這本是一樁充滿英雄氣概的壯舉，卻因為宋璩牽涉其中而大大貶損了張說的英雄形象。在經過幾天的內心掙扎之后，張說想出了辦法，事實上他現在還是負責編修國史的史官們的最高領導，他想利用這個有利條件，修改幾個字，以讓自己的形象更加高大起來。
　　
　　這一天，張說來到了史館，與著作郎們談起了工作，順便就提到了自己的這段經歷。《則天實錄》是著作郎吳兢和劉知幾所撰，張說也知道這是吳兢寫的，而此時劉知幾已經過世，但他故意有些生氣地說：“劉五殊太不相容了！”這清楚地亮明了態度，領導很生氣，后果也可能很嚴重。
　　
　　史官們沒有白給的，自然聽得懂話里的意思。這時，吳兢站了起來，面色嚴肅地說：“這本是我寫的，這段史文的草稿都在，您怎么能錯怪死去的人呢？！”
　　
　　當眾頂撞頂頭上司，與他在一塊工作的史官們都驚得變了臉色。張說頗為尷尬，又實在說不出什么，借口走了，心里的疙瘩越結越大。
　　
　　后來，張說又放下宰相的身段，私下請求吳兢只改動幾個字。吳兢依然選擇了拒絕，回答說：“假如順從您的請求，那么這部書的筆法就不能算作正直的，怎么能夠讓后世相信呢？”
　　
　　不久，吳兢便被調動了工作，自然不是往上升，而是外放荊州做了一個司馬，直到唐玄宗天寶年間才得以返朝，當然這都是宰相張說的功勞。不過這并不能改變他一代諍臣的本色，說話依然像筆一樣挺直，連皇帝也是直言批評。
　　
　　作為一個史官，吳兢對寫史看得非常重，筆下的文字擔負著“定一代之是非，為百王之準的”的重要職責，起著“樹終古之風聲”的重要作用，所以“頭可斷，血可流”，而史實卻是不可以任意篡改的。正是秉承了這樣的宗旨，他所撰寫的《貞觀政要》，成了各朝皇帝推崇和必修的功課。這部書傳入日本后，也成了法定的天子必讀書。
　　
　　古人說：“信其人，則信其道。”在今天，我們對歷史的信心，源于對像吳兢這樣的史官的信任。白紙黑字，筆一旦落下來，或是一份榮耀，或是一個污點，一個不肯欺騙自己的人，一定也不會欺騙別人。與其說吳兢尊重的是史實，還不如說他尊重的是他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