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韓國梨花女大的本科生口試漢語，讓她們用“那該多好啊”造句，她們經常造的是“要是我去中國，那該多好啊”，“要是我有男朋友，那該多好啊”，“要是每天不上學，那該多好啊”。看著她們又天真又傻乎乎的模樣，我不禁心中暗笑。但笑罷卻想，笑話學生容易，如果讓我造這個文案，我怎么說呢？
　　
　　“什么什么，那該多好啊”，表達的是一種希望，并且宛如已經目睹了那希望實現之時的景象，從而沉醉在那快樂的景象中。每個人的心底大概都潛伏著不少這樣的文案吧。出國旅游、戀愛婚姻、自由放縱，是人們最容易想到的快樂。除此之外的一切悔恨、夢想、祈禱、詛咒，也大都可以用“那該多好啊”來抒發。其實我們最憧憬的“那該多好啊”往往是我們不敢說出來的，比如“要是那家伙明天被汽車軋死，那該多好啊”，“要是我的乳房和她一樣挺，那該多好啊”，“如果發生世界大戰，只剩下我一個男人，那該多好啊”。這些見不得人的“隱私夢”實際都是人們的正常心理，它們是人的精神平衡所必須的。勞動婦女在吵架時經常豪情萬丈地把這類隱私夢展示出來，“讓你這王八蛋渾身長滿大膿瘡，爛，爛，從頭爛到腳，我才高興哪！”“讓你這小騷貨一出門就讓一百個大猩猩抓去，騷，騷，一年生一百個小猩猩崽子，多過癮啊！”毒罵過后，她們吃得甜、睡得香，“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而有些學問高深的知識分子，則以從不展示隱私夢為高雅，他們說的大都是“假如不發生‘文革’，那該多好啊”，“要是大家都來關心希望工程，那該多好啊”這類道貌岸然的屁話。其實他們心底的毒罵不比勞動婦女少，但勞動婦女是罵完就沒事了，而知識分子狠就狠在，他會理性地去把他的詛咒變成現實。他真的會研制出一種什么藥水，讓仇人生滿大膿瘡；他真的會考證出，他仇人的兒子身上，帶有大猩猩的遺傳基因。許多知識分子的臉色蒼白，是與他們不見天日的心理密切相關的。
　　
　　這是從陰暗的角度來批評某些知識分子。而多數知識分子之所以不愛說“那該多好啊”，是因為說了也沒用，說了更傷心。歷史無情地粉碎過他們一次又一次的夢想。魯迅想過：“要是我學會了醫學，那該多好啊！平時醫治我父親那樣的被耽誤的病人，打仗時便去當軍醫。”冰心想過：“要是天下的母親和母親都是朋友，兒子和兒子也都是朋友，那該多好啊，那就永遠沒有戰爭，永遠是藍天明月大海。”我們50年代想過：“全國都建立了人民公社，那該多好啊，點燈不用油，種地不用牛，樓上樓下，電燈電話……”60年代想過：“要是大家都沒有私心，那該多好啊，對，狠斗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鬧革命……”80年代想過：“要是中國成為美國，那該多好啊，對，要民主，要自由，時間就是袁大頭……”這些夢想逐次在現實的鐵壁上碰得頭破血流。還是魯迅覺醒得最早，他說出了那些夾雜著無限傷痛的名言：“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于是我們越來越少地聽到“那該多好啊”的聲音了。我們現在已經不知道中國和世界怎樣前進，才是“那該多好啊”了。勞動婦女說出她們的心聲，動力是“不說白不說”；我們說不出自己的心聲，阻力是“說了也白說”。
　　
　　至于我個人，對過去的事情，一般不會說“假如李自成不動吳三桂的陳圓圓，那該多好啊”，“假如中國從1949年就改革開放，那該多好啊”，“假如我大學畢業不讀研究生，直接分配到國務院工作，現在肯定是一方諸侯，那該多好啊”這些馬后炮式的話。我認為既已發生的事情都是必然要發生的，它們可能不具有利益的合理性、效率的合理性、道德的合理性、情感的合理性，但是一定具有邏輯的合理性、歷史的合理性。埋怨歷史是一種對現實的無能。而未來，雖然是具有多種可能性的，是與我們在現實中的努力有關的，但“未來”卻又是一個毫無責任感的風流艷婦，她動不動就對我們始亂終棄。這使我們不得不接受魯迅的“絕望哲學”，即對一切都不抱幻想，斬斷過去和未來的兩重誘惑，只緊緊握住現實的韁繩，或者說只肩住現實的閘門。這樣剩下的，就只有一些小小的、毫無實用價值的、與現實努不努力無關的趣味性希冀了。比如：“要是死后發現這是一場夢，那該多好啊”，“要是死時她來看看我，當場哭死在我面前，那該多好啊”，“要是我會降龍十八掌外加六脈神劍和北溟神功，那該多好啊”。人再有修養，這些小夢幻總還是要有吧。即使冷如魯迅，倘連這些也沒有，恐怕是做不到“絕望中抗戰”的。與一般人的區別在于，我們不但不說給別人，而且自己也并不執著，不過是想著玩玩而已。這樣的“修養”是值得欣慰還是悲哀呢？
　　
　　所以看著那些坦然抒發自己夢想的學生，我很羨慕她們的率真。哪怕她們造的是“要是我的腳再白一點，那該多好啊”，“要是能吃孔老師做的中國菜，那該多好啊”，“要是去美國留學和去中國一樣便宜，那該多好啊”這類的文案，我都感到她們是可愛的。我想真正應該嘲笑的，是我們自己。所有學生口試完畢，空蕩蕩的教室里剩下老夫自己時，我不禁也抒發了一句：唉，要是我現在還是學生，那該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