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的基層政權中，紹興師爺常扮演著重要角色，對地方政府的司法與民政發揮著重要影響。有時，一些高級官員也要借助他們的智慧來應對波譎云詭的官場。清末民初的政治家、文人劉成禺在他的《世載堂雜憶》中就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1888年，時任兩江總督曾國荃手下有個江寧布政使（即“藩臺”）叫許振祎。此人曾以拔貢生的身份進入曾國藩的幕府，是曾國藩的得意門生之一。照理說，有了這樣一層關系，曾、許兩人應當親近才是，結果卻因種種原因，兩人鬧翻了。更糟糕的是，總督府和藩司府中的人搖唇鼓舌，相互攻擊，使得雙方的關系越來越僵。最后，曾國荃一怒之下決定參許振祎一本。
　　
　　消息很快傳了出去，許振祎聽說后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情況下，總督參奏下屬，朝廷都會按照總督的意思辦，況且，曾國荃是何人？那可是立過大功的！
　　
　　許振祎馬上去找自己府里一位叫孫安邦的紹興師爺商議對策。這位孫師爺雖然不到40歲，但是對官場中的人情世故頗為練達。他沉吟半晌，從容說道：“藩臺大人，現在事情到這個份兒上，已經不能用言辭解決了，只能靠情義來打動制軍（總督的別稱）大人了。”
　　
　　兩人商議好對策后，許振祎立刻行動起來。他買下南京莫愁湖畔的一所大宅子，按照書院的形制進行改造，日夜施工，同時召集當地的士紳名流，加上在南京的曾國藩的門生們，組建了一所書院。書院的名字是曾國藩的謚號“文正”。許振祎號召大家時時勤勉，遵從名教，不要忘了曾國藩的功德與恩情。
　　
　　書院落成之日，許振祎遍邀當地名流前來參加落成典禮，當然，曾國荃也在被邀之列。曾國荃自然是不愿意去的，但礙于社會各界、尤其是他已故大哥曾國藩的情面，不得不前往。
　　
　　等到了之后，曾國荃一看，現場布置得莊重肅穆，正中央是曾國藩的遺像，兩邊是許振祎擬的一副對聯：“瞻拜我惟余涕淚；生平公本愛湖山。”在典禮上，大家一致懇請曾國荃為書院行上匾額之禮。許振祎在行禮之時面帶戚容，后來甚至趴到地上痛哭了起來，周圍的人唏噓不已。盡管曾國荃對許振祎心存芥蒂，但面對此情此景，也不免嘆息甚至是落淚了。
　　
　　施禮過后，許振祎慢慢地說：“如果沒有先師的知遇之恩，也就沒有今天的我。先師的恩情我是用盡一生也難以報答萬一的！可是，先師已經西去了。希望我們這些人不要忘記先師的大恩大德，嚴于律己，時刻勤勉，以將先師的學問發揚光大。”說到這里，許振祎突然停了下來，轉而看著曾國荃，動情地說：“制軍大人，您是先師的弟弟，見到了您，就仿佛見到了先師！”這幾句話，讓曾國荃心中五味雜陳。
　　
　　回去以后，曾國荃沉吟良久，決定把那份奏折處理掉。有人問他為什么，曾國荃說：“這個人確實不怎么樣，但是，如果我真的參他一本，那就有些對不起我故去的兄長了！”于是，此事就此作罷。許振祎終于長出了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