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磚砌成的一排排豬舍掩映在楊樹林里，位于河北省三河市郊的明慧養豬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明慧公司）看上去并不起眼。每一天，都有近200頭生豬從這里運往50公里外的北京。鮮為人知的是，其中有些豬并不流向普通市民的餐桌。
　　
　　有時候，某批豬只從出欄起就要接受多道檢驗檢疫。裝車后，須由當地警方貼上封條，隨車押送進京。每到此時，連負責運輸的司機都懂得，這批豬屬于“特供”，“開車要穩，豬腿上連個磕碰都不能有”。
　　
　　這家大型養豬企業，為京城提供特供產品約有10年。特供企業曾受到表彰，有榮譽也有品牌價值，但不作宣傳。在其背后，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特供體系已經存在50多年。
　　
　　不惜工本
　　
　　作為參與特供的生產企業，明慧公司在質量保障上可謂不惜成本。
　　
　　據該公司養豬場負責人黃士金介紹，從豬種引進、飼料預混料收購到選購疫苗等各個環節，公司都只選擇有資質的大型企業。
　　
　　2006年，全國范圍內爆發藍耳病，該公司沒有采用政府提供的免費疫苗，而是購買了16元一針的進口疫苗。此外，對于生豬的養殖和管理，該公司通過了食品行業HACCP（危害分析和關鍵控制點）認證，“豬什么時候該用什么藥，打疫苗用多粗的針管”，都有明確的操作手冊。
　　
　　年過花甲的明慧公司董事長宋志明，是河北省勞動模范、河北省人大代表，其妻孫慧敏曾榮獲“全國三八紅旗手”等稱號。該公司一位總經理指著高層領導人和集團老總的合影說：“在老一輩人眼中，養豬有時候也關乎政治。”
　　
　　明慧公司每年要接受3次以上的抽檢。2011年5月6日，北京市商委和北京二商集團還聯合檢查了該公司的生產情況。“檢不檢，豬的質量就在那里。我都不知道瘦肉精長什么樣。”黃士金告訴記者，迄今為止，該公司產品未被檢出任何問題。
　　
　　這家公司每年出欄商品豬5萬頭左右，其中80％以上都供給北京市二商集團下屬的大紅門肉類食品有限公司（下稱大紅門公司）。二商集團前身，是1955年成立的北京市第二商業局。該局從成立起就承擔著特供任務，沿襲至今。
　　
　　公開資料顯示，北京市場上，一半以上的豬肉來自大紅門公司。此外，大紅門公司還承擔了重要會議等特供任務。該公司至今有一個專門的車間，就叫“特供車間”。
　　
　　來自明慧公司等養殖基地的特供生豬到達特供車間以后，將遭遇比普通食品嚴格得多的安全措施。
　　
　　以屠宰前的瘦肉精抽檢頻率為例。2011年3月23日《北京二商》報顯示，之前是每十頭生豬抽檢一頭，“瘦肉精事件”后提升為每八頭抽檢一頭。而在特供方面，至少在2009年某次重要會議期間，瘦肉精抽檢比例就已達到50％，即每兩頭抽檢一頭。
　　
　　二商集團資料顯示，該集團為完成一次大會的特供使命，千方百計滿足駐地要求。比如，大紅門公司主管大會供應業務的員工從抓豬源開始，到選料、生產、加工、配貨，深入各個環節，嚴把質量關。鐵道大廈駐地做招牌菜需要160公斤厚五花肉，員工們提前從三河調來35頭特級生豬，靜養24小時后屠宰，所供價格大大低于成本價。某駐地要求提供一寸段的小排骨10公斤，大紅門公司動用電鋸加工，加工工作精密度高，危險性大，7名加工人員克服重重困難，一個一個地鋸，一片一片地切，一塊一塊地修整，從早晨7時工作到次日凌晨1時。
　　
　　雙重標準
　　
　　不光是豬肉。為保證2009年一次會議特供任務的原材料質量，二商集團關口前移，加大食品原材料基地和養殖基地建設，下屬各單位對供應廠家層層篩選，對購進商品執行索證制度，出庫前對每種商品逐箱、逐件檢查，并打上特殊防偽標記，以便核查。
　　
　　其中，負責清真食品特供的月盛齋公司，派專人到內蒙古東烏珠穆沁大草原的基地駐守，全程監控。該公司使用兩臺放大系數為5倍的臺式帶燈放大鏡，對所供商品逐片檢查，確保羊毛、牛毛等異物不混入特供產品。
　　
　　為嚴格檢測，該集團近幾年來，先后投資數千萬元購置包括液質聯用儀等在內的先進檢測設備。每天上班之前，還對生產人員進行手部涂抹檢測，對生產設備進行兩次涂抹檢測，避免人員和設備的污染。
　　
　　負責醬菜特供的天源醬菜也是手工作業。比如要把醬苤藍切成4毫米的薄片，再手工戳花。所用醬油也是特別加工的，絕無防腐劑。
　　
　　對于這些事跡，二商集團的材料上，習慣用“不惜一切代價”的提法。
　　
　　實際上，對于豬肉質量把關上是否存在雙重標準，一直都有爭議。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有指定的企業宣傳“奧運豬”的特殊飼養之道。對此，北京奧組委專門辟謠稱，供應給北京奧運會的食品原材料也向北京市民供應。
　　
　　以北京市的豬肉為例，從生豬養殖到屠宰加工、上市流通等多個環節都有嚴格的質量保證，不僅百姓日常食用沒有問題，且可滿足奧運會運動員的需要。
　　
　　這樣的承諾，有時候大概連運動員都難以信服。2010年5月8日，中國著名柔道女運動員佟文因為誤服含有瘦肉精的豬肉，被國際柔聯禁賽兩年，所幸申訴后撤銷。為此，天津柔道隊甚至自己養豬。媒體調查發現，包括劉翔在內的很多中國運動員，已經多年不吃豬肉。
　　
　　為了避免2011年7月上海游泳世錦賽前隊員誤食瘦肉精，國家游泳隊下達死命令，國家隊隊員凡在賽前被發現一次外出就餐，取消其世錦賽參賽資格，二次違反開除出國家隊。2008年5月，泳壇名將歐陽鯤鵬據稱因誤服瘦肉精，而遭終身禁賽。
　　
　　特供變遷
　　
　　特供體系肇端于上世紀50年代，其間經多次變遷，支脈繁雜而又顯得神秘。
　　
　　2002年出版的《北京志·副食品商業志》中專門有一章，記載1949年后的特需食品供應。參與編寫此章節的原二商局退休干部高智勇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早期特供的對象包括三類：一是全國的重要會議、活動供應；二是外國元首、使館人員等涉外副食品供應；三是中央首長、特殊工種、高級腦力勞動者等特需人員。
　　
　　從機構設置上看，特供任務最早由公安系統承擔。1950年底，公安部成立八局五處，即食品保衛處，下設四科一室，負責食品采購、生產、供應等工作。該處于1953年撤銷，部分人員參與組建特供基地巨山農場，部分人員則合并到北京飯店供應科。
　　
　　這項長期政治任務，最終在1956年正式移交北京市，以北京市第三商業局特供站與北京飯店供應科為基礎組建北京市食品供應處，后劃歸第二商業局。1956年6月1日，地處東華門大街34號的北京食品供應處正式營業，因門牌號碼而被稱為“34號供應部”。這個正處級單位，自此成為龐大特供體系中的關鍵一環。
　　
　　“特供無小事。”據高智勇回憶，為了做到絕對安全，承擔特供任務的干部和職工由市商業局選調，保衛干部和化驗人員則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選派。高智勇拜訪過一位給領導人做糕點的老師傅。當時除了政審，做糕點前后還要封閉數月，老師傅憶及，每每“覺得很光榮”。
　　
　　特供的真正勃興始于1959年-1961年，即食品緊缺的3年困難時期。1960年，中央決定對在京高級干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即“特需供應”
　　
　　特供標準依級別不同，有所差異。當時干部劃分為25個行政層級，其中7級以下、13級以上的高干每位每月在北京市民基礎上再供給鮮肉2斤、雞蛋2斤、白糖2斤和甲級香煙一條。高級知識分子、運動員等人群也應享受相應特供。1961年，北京市人均全年肉食消費量僅為1斤7兩。
　　
　　由于困難時期的特供對象限于高干，國家機關出現了一種自給自足式的“特供”。到1961年初，中央機關51個單位共建立271個副食品生產基地，為機關食堂副食品供應解決了很大問題。但國務院批轉的一份報告指出，半數以上用地是無償使用，北京之外的五六萬畝土地也多以“協作”為名占用。該報告還通報批評了鋪張浪費等現象，當時鐵道部在豐臺區黃士崗農場興建一個現代化養豬場，花費8萬元，豬圈里鋪了地板，裝上玻璃窗，還用水泥修成浴池，被稱為“豬宮”。
　　
　　1963年底，中央機關各部門對副食品生產基地進行整頓和調整，這一特殊的“特供”才得到遏制。
　　
　　據政協檔案記載，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部分全國政協委員即提出關于取消高級干部特供點的提案，中共中央政治局隨后在決定中明文規定：“取消對領導同志的少量食品‘特供’。”
　　
　　但特供體系后來并未銷聲匿跡，反而有了新的發展。
　　
　　明慧集團一位負責人表示，現在無論是吃“特供”的人群還是普通老百姓，最看重的都是食品安全。
　　
　　不少國家機關都在北京周邊自建蔬菜種植基地，供應各自的機關食堂以及工作人員。這些綠色食品最強調的就是安全，其生產環境、生產過程、產品質量等環節都能做到嚴格控制。
　　
　　研究商業史的高智勇評價說，這和三年困難時期國家機關出現的自給自足式“特供”如出一轍。
　　
　　金字招牌
　　
　　與以前相比，特供體系不再如此神秘。即使是普通市民，也有可能吃上特供級別的農產品——盡管達到如此級別的農產品通常供應量小、價格昂貴。
　　
　　例如，1984年，北京市農業局在北京市北郊的小湯山組建特種蔬菜基地，產品主要向國家外賓、北京市及國家機關提供。
　　
　　到了1998年，事業單位北京市農業技術推廣站接管該基地，除了維持政府特供，同時開展酒店、商超、團購等經營業務。2006年，該基地的生產經營業務剝離，成立北京天安農業發展有限公司，普通市民也完全可以在各大超市買到其產品。
　　
　　很多參與到特供體系中的企業，還正在考慮如何將“特供”轉化為經濟效益。2011年3月22日，二商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孫杰在該集團內部會議上說，各單位要有借勢發展的理念，提高“特供食品”這塊金字招牌在企業發展中的貢獻率，將特供期間建立起來的渠道轉化為長期的戰略合作伙伴，從特供中找到新的市場空間；主動加強與駐地的溝通，密切關系，以創新方式傳導集團食品“高端、安全”的信息，加大特供企業宣傳推廣的力度。
　　
　　如今，二商集團旗下的二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已經引入劉永好的新希望等戰略投資者，醞釀明年在A股上市。分析人士表示，二商集團未來如何向普通消費者披露特供方面的信息，真正使“特供食品”這塊金字招牌助力企業發展，對其也是一個考驗。
　　
　　實際上，除了那些不計成本的做法，特供體系中的很多經驗已經或可能在普通食品安全體系中得到應用。
　　
　　明慧公司董事長宋志明曾就食品安全問題向有關部門建議，養豬企業中應該“扶持正規軍，消滅游擊隊”。因為特供體系中簽約的都是有規模的大企業，其生產模式、流程、監管可控，也可降低有關部門的執法監管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