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連著出了幾個關于高校領導腐敗被雙規的案例，讓我覺得非常震驚。一個是人民大學招生就業處處長蔡榮生，其已交代招生等問題，涉案金額達數億元；還有浙江大學副校長褚健，在主管基建的過程中因貪污行為被抓起來，而且他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與香港李嘉誠基金會建立的“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的長江學者；還有浙江大學一位搞環保的專家陳英旭，貪污了億元課題經費。
　　
　　這些案件讓我想起了前些年上海交大的“漢芯事件”，2003年上海交通大學微電子學院院長陳進教授發明了“漢芯一號”，借助“漢芯一號”陳進又申請了數十個科研項目，騙取了高達上億元的科研基金，使原本該給國人帶來自豪感的“漢芯一號”，變成了一起讓人瞠目結舌的重大科研造假事件。
　　
　　我奇怪的是，這些人都有著良好的知識教育背景，其中不乏海歸派，過去大家愛嘲笑比較窮苦的地方造假泛濫，但怎么能解釋，這些在大城市著名高校里衣冠楚楚的教授、學科帶頭人，做事情的低級無恥程度，跟社會上一些坑蒙拐騙、沒有底線的案例相比有過之而不及，斯文掃地，超出滿清統治時期《儒林外史》所描寫和能想象到的有些讀書人的墮落程度。
　　
　　我們理解一個學者應該有他追求知識的內在價值和尊嚴，比如做一個科研項目，是為了從科研中獲得很多的成績，這是最理想的狀態。按馬斯洛的說法，人的需求分幾個層次。最低層次是安全和溫飽比如生計困難的人，吃了上頓沒下頓，為了填飽肚子而去坑蒙拐騙，去偷、去搶，饑寒起盜心啊。有些人面臨生活壓力，在大城市，買不起房，上有老下有小，意志不堅定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非常難理解的是，最近披露的這些人一路走來該擁有的都擁有了，在北上廣都有幾套房了，結果還貪污上億，一個學者到底要這么多錢干什么？欲壑難填啊。想多賺錢，你就去下海當企業家光明正大賺錢不好么？啥都不想放棄，啥都想撈，這些人是咋教育出來的？
　　
　　前些年，中國特別流行一句公益廣告詞：知識改變命運。從這個角度講，這些學者的行為就變的可以理解了。他們選擇從事這個行業，無論是環保、科學，哪怕是成為了一名長江學者，我想其實他們對科學研究本身并沒有什么興趣和愛好。知識改變命運的公益廣告里講到，一個學者原來從小就是準備放羊的，家里很窮，本以為以后要一輩子放羊，結果因為考上了著名的大學，現在成為了一名教授，人生非常有成就感。
　　
　　把這些作為勵志的故事是可以的，但是像這樣的人為什么不去做一個企業家呢？他們在著名大學里當教授，但人生的追求不能說和那些挖煤發了財的人就有什么區別。如果光是為了改變命運的角度，做企業家更可以理直氣壯地實現對財富的追求，當然企業家也要講誠信，講正能量。
　　
　　英國皇家科學院有一個天文學的學者說過：干天文學的學者，第一不能太窮，第二也不能太有錢，干這行如果太有錢了，就會有很多并不是真心想研究學問的人混進來。包括我奶奶從小跟我講，我們家是讀書人家，要讀書，她也從來沒說過讀書要多賺錢，對她來說，讀書就是一種傳承的生活方式，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讀書本身是使命，讀好了書就教書，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這就不愧對列祖列宗了。
　　
　　我試圖追尋這些學者的心路歷程，他們受到很好的教育，甚至出國，當了長江學者、院士。但他們追求的就一句話“知識改變命運”，對他們來說學術就是一個生意，并沒有想過知識對社會有什么樣的意義，只改變了自己的命運，可能并沒有怎么想到知識對人類有什么意義，知識的研究過程中給自己帶來了什么樣的快樂，哪怕沒有任何樂趣，就是為了出人頭地，他們也會干得很勤奮。
　　
　　知識改變命運這種說法，不能說完全錯，也是一種合理的需求。但我總覺得這種調調缺了些什么，這種功利的、勢利的價值觀至少不應該是現在整個知識階層的一種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