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在酒桌上喝了半瓶茅臺后，父親和姨夫為姥爺是不是一個“偉大的父親”吵起來。姨夫冷笑：他對兒女根本沒有感情，否則當初就不會拋棄他們。父親喝多了，可笑地晃著右手食指，以醉酒后的遲鈍重復嘟囔：他是一個偉大的父親。你們都不知道，他是個偉大的父親。要能為兒女擋子彈，他一定去。
　　
　　我媽口中的我姥爺，像民國小說里的時髦青年：中山裝，毛呢褲子，皮鞋擦得锃亮。其實他并非新式學生，讀的是私塾，讀了九年。從后來的言行看，他是寫著舊體詩、追求新戀愛的民國文藝青年。姥爺出生于1932年，家里是賣布的。他娘，我太姥，是女中豪杰，一架織布機，紡線、織布、漿洗、售賣，一個人一氣呵成。為賣布，她邁著三寸小腳，跑東跑西，生意做到武漢。三年大饑荒時，她只身出門，給小孩看病。別人酬謝她，給半個饅頭、一把面、幾顆豆，都存起來，拿回家，放鍋里，弄上水，放點鹽，或搗碎熬湯，能頂一頓饑。姥爺年輕時，太姥寵他，把他打扮得像少爺，為他娶了個不識字的農村童養媳。在老人的深謀遠慮里，這種姑娘最賢惠，能專心伺候他。姥爺十三歲，姥娘過門，比他大三歲。圓房時他十六歲，還啥也不懂。生完老大（我姨），他接著讀高中。二十歲，他懂事了，開始鬧離婚。我姥娘不識字，在丈夫面前戰戰兢兢，話也不敢多說。她越這樣，姥爺越嫌她不會說話。但他怕他娘，只要鬧離婚，他娘就揍他，往死里打。斷斷續續鬧了近二十年，生了倆女兒、仨兒子。我媽比我大舅大八歲，這當中的八年，姥爺基本不回家。
　　
　　姥爺是才子，正楷、草書，樣樣來得。我媽說他是老革命，要是一直在縣財政局干下去，也是老干部了。這位才子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二十年，他人生最好的時光里，在別的知識分子和各級干部于歷次政治風波中起起伏伏之時，他只干一件事：鬧離婚。這倒真像他：雖然穿皮鞋、毛呢褲子，受的到底是舊式教育。當時的新式學生，大部分都是“要求進步”，對政治很火熱的。他卻像線裝書里的人，沉浸在追求理想伴侶的鴛鴦蝴蝶夢里。
　　
　　1962年，剛經過大饑荒，人們餓怕了。那時有個“包產到戶”的短暫政策，農村戶口能分地，還能種“自留地”。這政策的魅力有多大呢？“安徽有一個叫徐橋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結果是從這里嫁出去的姑娘全跑了回來，唯一的原因是要回娘家吃一頓飽飯。”姥爺把全家戶口一劈為二，大部分轉為農業戶口，分了兩分多地。再后來，在財政局他遇到“四清”運動，他是會計，賬對不上，要“斗爭”他，要“過篩子”。同事站成兩排，被“斗爭”的人站中間，這邊推他一下，那邊搡他一下，此之謂“過篩子”。那時的人臉皮嫩，太姥心疼兒子，怕他過不去這個坎，挖出幾百塊現大洋給他頂上。這幾百塊大洋是她畢生的積蓄，大饑荒中，太姥爺死于饑餓造成的全身浮腫，即使那時，這幾百塊大洋都被嚴嚴實實捂在黑暗中。它們，在我的想象中放出異常明亮的凜冽之光，幾乎不可直視。
　　
　　總之，姥爺離開財政局，攜妻挈子，種了幾年地。因為能寫會畫，他被大隊叫去當會計。雖是農村人了，但他還是很講究地穿著中山裝；與妻子不和，平時住大隊上。附近有個寡婦，皮膚白，能說會道。他終于遇到一個能跟他文案話的女人。一來二去，姥爺下決心離婚，又哭又鬧又絕食，最后奄奄一息，眼看不行了。太姥終于松口，讓他滾蛋，說自己要媳婦不要兒子，孫子孫女都歸媳婦。
　　
　　我長到二十多歲，才第一次見到我姥爺。他身板寬大，可是瘦得很，面相干凈，有殘余的讀書人的泠泠之氣。他看見我，問了名字，點點頭，淡淡的。沒有故作疼愛的夸張，也沒有多年不見的局促。那時他已退休，身體不好。寡婦的女兒不管他，連衣服也沒人給他洗。親生兒女們去看他，每次去，寡婦都跟他生氣。一次，寡婦當著我媽的面就跟他吵，我媽沒忍住，譏誚他：我還以為你多幸福，誰知也不是。姥爺自嘲：我現在是不能干了，她就一星兒也沒有了。我們就是剛結婚的時候好了幾年。后來，姥爺決定離婚。
　　
　　舅舅們對這多年未見的父親并不歡迎。還是姥娘發脾氣，做通兒子們的思想工作。太姥英明，她選的媳婦，果真賢惠。2000年，他拿著兩萬塊錢，房子和家具留下，在我三舅的護送下回了姥娘家。兩萬塊是他畢生的積蓄，要不是我三舅出馬，他連這也拿不到。
　　
　　2001年春天，他已是重病晚期。9月，姥爺去世。去世那天早上，他自己去集市上喝了豆腐腦，回來后說身體不舒服，在床上躺好，被子蓋得一絲不亂，一會兒就過世了。他像一頭直覺敏銳的動物，動物臨死，都是爬回自己的洞穴，找個地方躺好，干凈而寂寞地死去。
　　
　　《禮記》中《學記》談私塾：“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強立”，鄭玄注“臨事不惑也”。1962年大饑荒，為能吃飽飯，他們回鄉種地。姥爺在大隊上工作，上面發救濟糧，有人提議給姥爺一份。他婉拒。雖然他也拿衣服到外村換糧食，終究是“臨事不惑也”。新式教育，高中讀完若不上大學，在農村就處于“文不成武不就”的尷尬。但舊式教育出來的人，若你有一筆好字，會寫詩聯對子，懂婚喪嫁娶紅白喜事的應酬，很快就能融入當地生活，走出去別人的看法也不一樣。姥爺寫一筆好字，據說一條街，街坊鄰居的春聯都出自他手。他喜歡寫舊體詩，攢了好幾本。我好奇地問我媽，還放著嗎？我媽說，姥爺去世后，她拿了一本回來，有次給我爺爺看，再后來不知所終。
　　
　　姥爺娶的那位寡婦是基督徒。在上個世紀60年代，人們談的都是早請示、晚匯報，為人民服務。能遇到一位讀過《圣經》的人，并且是位膚白的年輕女子，對半生都在尋求精神伴侶的姥爺，我猜想那是他最好的時光。
　　
　　1970年，姥爺離婚成功，那年他38歲。之后的幾年，對于我的故鄉和我姥爺都是風平浪靜的，各種運動都過去了，餓死人的時候也過去了，姥爺的毛呢褲和皮鞋都在一次次的饑餓中換成全家人的口糧。在他最好的時光中，他和那位信主的、嘴巴靈巧的女人在一起，會談起《圣經》嗎？那里頭是何等優美、氣象萬千的文字。更重要的是，耶穌是多么溫柔，這個騎著一匹驢駒子而來的年輕人，開口就是“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何等溫柔，猶如三月春風吹過一支蘆管。《新約》的核心是“愛”，在那個觸手生冰的時代，這是否曾給他安慰？
　　
　　希望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