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兒子兒媳把我從鄉(xiāng)下接到城里來小住，正好趕上7歲的孫子新學(xué)期開學(xué)。我閑著沒事，每天由我接送他上下學(xué)。
　　
　　這天，我接孫子放學(xué)路過農(nóng)貿(mào)市場，遠遠的就聞到撲鼻的烤紅薯香味。孫子便纏著我說：“爺爺，我要吃烤紅薯”。我說：“烤紅薯有什么好吃”。孫子不依，拉著我徑直走到烤紅薯攤前，撿了一個大的，說：“爺爺，就要這個，我們倆分著吃”。我說：“爺爺不吃，你就挑個小的自己吃吧”。
　　
　　孫子拿著熱騰騰的紅薯，我看有些燙，便說：“讓爺爺給剝了皮，然后你再吃”。我剝?nèi)ト种坏募t薯皮，遞給了孫子。孫子說：“爺爺，你先嘗一口嘛”。我說：“你吃吧，咱們鄉(xiāng)下也有這個”。我看著孫子吃得高興勁兒，讓我想起終生難忘吃紅薯的事來。
　　
　　那是一個特殊年代，因為“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人們在政治覺悟上天天搞“斗私批修”，在生產(chǎn)上搞“畝產(chǎn)萬斤”，浮夸風(fēng)鬧得糧食十分緊張。那時，我剛高中畢業(yè)，村里同族的四爺說我算是個“文化人”，就讓我去村部的小學(xué)教書，因為四爺是村長，代表村革委會，一人說了算。
　　
　　我教的是三年級，學(xué)生都是左鄰右舍家的孩子。就在我教書的第二個學(xué)期，因遭受自然災(zāi)害，家家戶戶幾乎沒有飯吃。當時村里唯一保留一塊有3畝多的山坡紅薯地，正好孩子們上學(xué)路過。為害怕有人偷紅薯，村里派人專門照看。
　　
　　一天，我和3個孩子一起放學(xué)回家，走到半路，其中一個孩子突然問我：“老師，你想吃紅薯嗎”？我隨口說：“誰不想吃。”可誰知，有兩個孩子不知什么時候弄來5個紅薯裝在書包里。我立即嚴肅的說：“紅薯是集體的，怎能隨便偷，要讓人看到，還了得”。孩子們一臉苦笑，根本不懂當時的社會，只知道餓了要吃東西。
　　
　　紅薯不能帶回家，扔掉太可惜。他們央求我說：“老師，干脆找個偏僻的地方，把紅薯燒了吃再回家”。我一聽，也只有這樣。于是，我和孩子們跑到一個小山坳，撿了些柴，開始燒紅薯。大約過了五六分鐘，紅薯只有半成熟，孩子們就把紅薯從火里扒出來吃。其中一個孩子從火堆里扒出一個紅薯遞給我，盡管我再三拒絕，還是接過紅薯，吃有不到一半，突然，四爺從村部開會回來，尋著煙霧走到我們跟前。
　　
　　四爺見狀大發(fā)脾氣，沖著我說：“我讓你教書，你卻帶孩子來偷集體的財產(chǎn)，從今兒起，你就不要教書了，村里已與你劃清界限”。我給四爺解釋，可他堅決不相信。我說：“四爺，不管是誰弄來的紅薯，就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你就放過吧，再說咱們族上還沒出三伏”。四爺一臉怒氣，“你是你，我是我，誰跟你這樣路線的人是同族”。
　　
　　下午，我就被幾個紅衛(wèi)兵帶到了村部，村里召開上千人的村民大會，主持會議的四爺先宣布了我的“資本主義黑五類”成分，然后一個眼色，六個紅衛(wèi)兵就把我押上臺前，用事先準備好了的紙糊“高尖帽”戴到我的頭上，那兩尺多長的“高尖帽”上寫著“無產(chǎn)階級的敵人”，然后讓我和村里的幾個地主富農(nóng)成分的“黑五類”站到一塊，由我開始一個一個的向群眾“認罪”，當時，我眼里在掉淚，心里卻在滴血。
　　
　　從此以后，村里每逢開“斗私批修”大會，我和我父母被紅衛(wèi)兵不是用繩索捆綁，就是讓背著石塊“游鄉(xiāng)”，我們一家成了全村批斗的重點，是我也連累了父母。到20世紀80年代初，我背負了二十多年的“黑五類”成分終于得到了徹底平反，一下子感到身心有說不出的輕松。
　　
　　人生如白駒過隙，如今的政策、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懷著對追求未來幸福的美好愿景，那段刻骨銘心的歲月將永遠成為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