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故宮建在一座山丘上，從臺北市區開車半小時就到了，外形上有點像臺灣的寺廟，四層樓高，淡藍色的琉璃瓦屋頂，米黃色墻壁，很樸素，跟北京故宮很不一樣。”如今在北京一家雜志社工作的王婷，還記得幾年前去臺灣做交換生，跟當地學生一起去臺北故宮參觀的情景。
　　
　　“盡管建筑很普通，但里面的展品讓人驚艷。”王婷說，在臺北故宮，你會覺得文物并非遙不可及：“一排展示桌，精美的文物一件挨一件放著，進去就有種錯覺，好像這些古董并不是多么價值連城。我記得在一個古陶瓷的展廳，一些陶瓷脆片用繩子掛在墻上，參觀者還可以拿起來玩。”
　　
　　和北京故宮的皇家宮殿背景有本質的不同，臺北故宮完全是一座按照現代博物館標準來設計和建造的功能建筑，無論在藏品保護，還是安保上，更適宜文物的保管和展出，也正是由于它的定位是博物館，臺北故宮也極為重視公共教育，“Oldisnew”一直是它的魅力所在。
　　
　　與瑰寶近距離
　　
　　現在位于臺北市士林區外雙溪陽明山的故宮，原為紀念孫中山先生百年誕辰而建，于1965年11月12日正式開放。
　　
　　故宮館藏文物最初為230863件，“中央博物院”并入后，增至242592件。連同整理后的檔案30余萬件及受贈、收購1萬余件，以及最近幾十年的不停購置，目前臺北故宮博物院共有文物近68萬件，其中90%的文物來自于北京故宮的舊藏和遺存，尤以宋元書畫、宋代五大名窯、清代琺瑯彩瓷等藏品著稱。
　　
　　如果說北京故宮博物院是房子，那么臺北故宮博物院就是珍貴的家具。由于藏品數量巨大，故宮根據不同題材、不同材質、不同時間間隔會輪換一批展品，觀眾如果想全部看完藏品，至少需要30年。
　　
　　相對于“天下第一行書”的王羲之《蘭亭序》、“天下第二行書”的顏真卿《祭侄稿》這些書法作品，最為大陸游客熟悉的，恐怕還是毛公鼎、翡翠白菜、肉形石這三件寶物。在臺灣，這三件也被譽為臺北故宮的“鎮館之寶”。
　　
　　《蜂鳥》雜志的主編戴清2006年曾經作為攝影記者訪問臺灣：“臺北故宮的所有展品都近在咫尺，你可以走到展品前面，只是展品外面有一個防護罩，起一個防盜和防止游客觸摸的作用，但你可以看得非常真切，不像在北京故宮，會有繩子或者欄桿把游客攔在外面，你只能很遠地望一眼。
　　
　　這種“近距離”給戴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橄欖殼雕的小船，里面有蘇東坡在吟詩，詩詞也刻在船上，這么小的藝術品，在玻璃的四面都固定安裝了放大鏡，游客可以通過放大鏡細致地觀賞。”
　　
　　此外，臺北故宮內展品的布局也很合理：“不會人擠人，人挨人，北京故宮往往是繩子攔著，大家都想往第一排擠。當然，像‘翡翠白菜’、‘紅燒肉’這些經典的藏品前面，還是會圍著很多人，但是不會每處都這樣。”
　　
　　不僅是展品和參觀者之間的距離“近”，故宮和臺灣民眾的實際生活也很近，它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像一個教育和娛樂的中心，任何人，都可以走近它，親近它。每到周末，臺北故宮會延長開放的時間，晚上6時30分到8時30分免費，有不少家庭會選擇這個時間到博物館過一個愉快的夜晚。為了吸引年輕人的關注，臺北故宮還運用3D和動漫技術制作了黃公望（《富春山居圖》作者）的視頻。
　　
　　南京博物院原院長徐湖平去過臺北故宮很多次，對他們做的文化普及工作非常贊賞：“他們有一個活動叫‘故宮之友’，意思就是，我是你的朋友，定期組織講座，邀請你過來，比如在展覽開展前，就會邀請藝術家來給觀眾做講座。還有義工制度，一些退休教師或者對文物感興趣的人經過培訓、并通過考試后，可以給游客做展覽解說。”
　　
　　徐湖平對一名歐洲藝術展覽的講解員印象深刻：“他不是走到哪里背到哪里，那樣跟語音講解有什么兩樣呢？他們講解得很活，那名講解員在美國留學9年，拿了碩士學位。他講解的時候，不但講藝術家作畫的特點、畫作在藝術史中的地位，而且還會具體地告訴你，這張畫好在哪里，怎么來欣賞。我們的講解員很少能做到這點。”講解完畢后，他們還會回答觀眾提出的問題，這樣就避免了觀眾“進門時一頭霧水，出門時還一頭霧水”的情況，從而拉近了高雅藝術和普通觀眾之間的距離。
　　
　　創意故宮
　　
　　臺北故宮由于定位為公共博物館，自開館后對公共教育就尤為重視，1965年，蔣復璁任第一屆院長起，就設立了青少年中心，每周一次免費讓學生參觀故宮，到了秦孝儀時期，他所關注的人群更為廣泛，不僅設立了面對社會大眾的“研習會”和對幼童開放的“活動與創意”教室；1997年，他們還用復制品到島內各大監獄辦巡回展。
　　
　　近幾年，臺北故宮還匠心獨運地推出了“國寶宴”，2008年，臺北故宮將游客最喜愛的幾件文物，都做成精致的餐點端上餐桌，比如故宮鎮館之寶“肉形石”，原為瑪瑙類礦物精品，作為“國寶宴”上的一道主菜，則選用上等的蹄膀肉，先入鍋鹵約2小時-3小時，靜置冷卻后再用刀工雕出外形。
　　
　　這只是臺北故宮創意文化的嘗試之一。去年11月，徐湖平赴臺北參加“南宋特展”，主辦方又推出了“南宋宴”，按照南宋食譜，制作了一系列精美的杭幫菜，還送給每一位來賓一件宋代花鳥畫的高仿復制品。另一個打動他的細節是，故宮洗手間男女的標志，也切合展覽主題，換成了南宋畫像上戴紗帽的男官和戴鳳冠的女官頭像：“臺北故宮在細節上做得非常到位，他們想各種辦法讓展覽好看、好玩，相比而言，我們缺乏的就是這種鉆研精神。”
　　
　　“怎么樣讓故宮的藏品發揮她的活力，讓故宮本身創造藝術價值，這是我們發展的方向”，臺北故宮現任院長周功鑫介紹說，臺北故宮還有一整套的商業合作制度，包括品牌授權、圖像授權和合作開發。故宮先對商家進行文化方面的訓練，長期合作之后，商家就會不斷有創意的東西生產出來，再請院外的設計師、行銷專家等組成評審團，通過審查后，商品才能進入博物館的紀念品商店銷售。
　　
　　戴清對臺北故宮的“文化開發”印象深刻：“在臺北故宮，有一個非常大的紀念品商店，里面有很多高仿真品”，由于臺灣的產權保護制度嚴格，故宮里的很多紀念品在別的地方都買不到，“比如翠玉白菜的鑰匙扣，還有銅質仕女鏡，做得非常精致。”
　　
　　曾經作為交換生、在臺灣世新大學學習半年的孟慶舒，也對臺北故宮的“文化創意”感到驚奇，雖然時間已經過去兩年，但她仍然對那些紀念品念念不忘：“臺北故宮以故宮展品為主題的紀念品非常精美、雅致，比如裁信刀、書簽，大件的比如絲巾、領帶，太多了。”雖然北京故宮也有紀念品商店，但是她堅持認為那些“不夠雅致”，臺北故宮每個紀念品都會有它旗下的商標，所以即使一張書簽要人民幣15元，她也毫不猶豫地掏出錢包：“必須買”。
　　
　　雖然孟慶舒對展品了解不深，但臺北故宮整體的氛圍給她的印象很好：“博物館里人非常多，有大陸游客，但是臺灣游客偏多，展廳內很安靜，有秩序，不像北京故宮，游客們擠成一團，你只有透過一個小窗口看宮殿里面的內部陳設”。
　　
　　此外，臺灣各大博物館的“用心”讓孟慶舒難忘：“每個博物館都有很多的游覽簡介、展品說明，其實北京很多博物館都可以做到，但相比來看，臺北故宮做得要用心得多，而北京故宮更像是吃老本，‘玩得不舒服？愛來不來’。”
　　
　　現在在美國念書的孟慶舒說，在美國，也參觀了不少博物館，場地大小不是問題，重點是組織者的用心程度，博物館做得用心，觀眾都能感覺到，而北京故宮，不能給她這樣的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