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運兒
　　
　　如今已經89歲的侯愷，是榮寶齋公私合營后的第一任經理，他也是榮寶齋歷史上任期最長的經理，一直到1985年離休。
　　
　　頭30年，榮寶齋經歷了諸多變數。
　　
　　畫家米景揚1956年進入榮寶齋工作，從學徒做起，一直做到榮寶齋的副總經理，1998年退休。米景揚特別感謝自己的榮寶齋歲月。即使是在最打擊文化單位和知識分子的“反右”和“文革”期間，榮寶齋一直擁有相對寧靜的日子。這段日子，成就了他。
　　
　　1957年春夏間，全國先是搞大鳴大放，接著便風向一轉，開始“反右派”斗爭。當時正在榮寶齋編輯室工作的米景揚記得很清楚，許多書畫家如王雪濤、徐燕孫、汪慎生、啟功……都被迅速地打成“右派”，他們工作和生活也迅速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他們的周遭也是人心惶惶。
　　
　　但擁有董壽平等諸多書畫家的榮寶齋，卻一個“右派”都沒有。
　　
　　就是在這段時間里，榮寶齋接下了為北京的十大建筑的美化和布置任務。最著名的就是人民大會堂的大型壁畫《江山如此多嬌》。1959年，榮寶齋又代表中國參加聯邦德國萊比錫國際圖書博覽會，木版水印展廳獲得綜合金獎。
　　
　　“文革”爆發后不久，北京城幾乎其他所有歷史文化傳統的東西，所有認為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相符合的東西，都被視為“四舊”，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摧毀和破壞：皇家園林、寺廟、孔廟、文化遺跡……
　　
　　榮寶齋再次幸運。一開始，榮寶齋就被紅衛兵定為要首先砸掉的“黑畫店”，但榮寶齋實際上并沒受到沖擊，榮寶齋價值連城的資料室、收藏的歷代書畫、文房四寶都完好無損。
　　
　　1974年，橫掃中國美術界的“黑畫事件”爆發，豐子愷、林風眠、李可染、李苦禪、黃永玉、黃胄、葉淺予、張樂平、潘天壽、傅抱石、蔡若虹、華君武、羅工柳、張仃……幾乎無一幸免地遭受批判，甚至連在1957年就去世的齊白石，也成了主要的筆伐對象。
　　
　　榮寶齋是這些畫家和他們作品經常出入的地方。它不但沒有受到沖擊，還能時不時地接濟自己的一些老友們。
　　
　　絕境
　　
　　侯愷并不覺得榮寶齋是個幸運兒，他坦率地告訴記者，自己走馬上任初期，就把剛剛公私合營的榮寶齋新記帶入絕境。
　　
　　侯愷出生于山西左權縣，15歲就投身抗日烽火，后來考入解放區的魯迅藝術學院學習美術，新中國成立后，他在國家出版總署牽頭成立了木印科，任科長。
　　
　　榮寶齋最知名的技藝是木板水印，在決定公私合營后，算是行內人的侯愷被委派為總經理。
　　
　　榮寶齋的前身是成立于1672年的松竹齋南紙店——北京琉璃廠一家靠賣各類紙張等文房四寶為生的店子。因為宣紙、徽墨、端硯、湖筆等文房四寶都產于南方，人們習慣把經銷這類東西的商店叫南紙店。從松竹齋時期，它的木版刻印技藝就非常有名。乾隆年間，松竹齋到達鼎盛時期，內廷官文用紙、朝廷的考試用紙都專門由松竹齋提供。
　　
　　1894年，松竹齋改名為榮寶齋。
　　
　　榮寶齋雖然后來經營有方，一躍成為琉璃廠最大的南紙店。魯迅、鄭振鐸委托榮寶齋用木版水印印制了《北平箋譜》和《十竹齋箋譜》更是讓榮寶齋聲名遠播。
　　
　　不過，戰爭毀掉了一切。內戰開始后，在琉璃廠經營了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店紛紛倒閉關張，到了1948年初，已經寥寥無幾。榮寶齋從1947年開始就開始開不出年終紅利，到了1949年已經負債累累，山窮水盡了。
　　
　　1950年公私合營時，侯愷盤點了榮寶齋的家底：“存貨純屬舊存滯銷的陳底貨，連破痰盂爛板凳都帶上，總共折合現幣也不到八千元。”
　　
　　不僅如此，侯愷對榮寶齋原有的那一套很不感冒，無論是經營的書畫文玩，還是店堂的布置，他都覺得別扭，“太不革命”了。
　　
　　于是，他動員職工重新布置當時的門市：在柜臺的一端擺上列寧的半身石膏像，另一端則放上毛主席像；在迎面的墻壁上，懸掛著由他親自繪制的馬、恩、列、斯、毛和高爾基、魯迅的頭像；原先門市的墻上掛滿了名人字畫，以齊白石的花卉為多，他要求全部換上領袖像、連環畫和新畫冊。
　　
　　對于柜臺和櫥子里擺放的書畫、文房四寶等物品，侯愷也不高興：“都是些什么亂七八糟的！”于是，廉價的文化用品、文具、新年畫、人民畫報、蘇聯畫報、連環畫、小人書取代了老古董。榮寶齋看上去一派新氣象。
　　
　　侯愷認為，新記當然要堅持毛主席提出的為人民服務的方向，經營的項目要和人們生活實際需要相符合。過去那些詩箋信箋、條屏字畫，工農大眾根本不欣賞，也因價格昂貴欣賞不起，對新民主主義教育起不到任何作用，不應該再經營。
　　
　　令侯愷始料未及的是，榮寶齋新記卻沒能因此新生：小人書到了孩子們手里要么很快就成為一堆爛紙，要么大量丟失，其他很多“新”商品也丟失嚴重；新記不再有任何經營特點和優勢，員工的特長和優勢也施展不出來，怨聲載道，經濟上進一步陷入困頓。
　　
　　到后來，榮寶齋新記連員工日?；锸扯紵o法保證，只得采取集體伙食制。大家每天都只能吃著一點切面條和一鍋小米飯度日，連燒飯的煤都只能一塊兩塊地買。
　　
　　其實，新記開張那天，侯愷已經覺得事情有些不妙。一些文化人慕名到榮寶齋參觀。多數人對榮寶齋經營的內容都不太滿意。老舍就對陪同參觀的侯愷說：“我看這不像個文化老店，很像個雜貨鋪，就缺油鹽醬醋茶了。”
　　
　　老舍這番不冷不熱的話，讓侯愷臉直發燒。員工背地里開始說一腔革命熱情的侯愷，就是個“山溝里爬出的土包子，什么都不懂”。
　　
　　侯愷開始對自己的經營方針和內容產生了懷疑。下班之后，他經常帶著一身的疲憊，跑到冷清的天壇祈年殿前的石板甬道上躺著，望著天冥思苦想。華君武等朋友們知道他的這一窘相之后，戲稱天壇前的甬道石板為“侯愷發愁處”。
　　
　　侯愷描述28歲的自己，成天面容憔悴，頭發也愁成花白，儼然一個老氣橫秋的小老頭。
　　
　　遠離群眾的好處
　　
　　革命軍人出身的侯愷，不允許進入新社會的榮寶齋在自己手里垮掉。
　　
　　侯愷當時的搭檔是私方派出的代表、副經理王仁山。王仁山從1926年就是榮寶齋的掌柜。在王仁山手下，榮寶齋曾經非常輝煌，擁有南京、上海、天津、武漢等多家分號。
　　
　　在和王仁山多次交流后，侯愷決定放棄自己那套經營理念。他意識到，要想讓榮寶齋繼續活下去，只有一條路可走——學習榮寶齋過去的經營理念，繼承、保留、發揚民族傳統文化。
　　
　　分管榮寶齋的國家出版總署副署長薩空了也認同侯愷的辦店方針——保留、繼承、發揚我國民族傳統文化，以其獨特的木版水印技法，復制富有民族風格的書畫，同時經營一些歷代書畫藝術品，對內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對外增進國際文化交流。
　　
　　想通之后，看到進價只有幾塊甚至幾十塊的字畫被賣到幾千幾萬塊時，侯愷也變得十分坦然了。這不是投機倒把，價格是國家定的，賣畫的收入絕大部分都是要上交國庫的，榮寶齋這就是在為工農大眾服務，只不過這種服務是間接的。
　　
　　從建國初期，一直到1980年代初期，來榮寶齋買木版水印和字畫、文房四寶的，以外國人和國內的高級知識分子、領導人居多。普通老百姓很少踏足。侯愷感嘆：“普通老百姓，能吃飽飯就不錯了，誰有閑情雅致到你這里來買什么畫喲。”
　　
　　那時候，很多人都已經淡忘了西琉璃廠的榮寶齋，連自小愛畫的米景揚也只是在1954年初冬一個極偶然的機會，才知道榮寶齋這個名字。
　　
　　普通人對榮寶齋的不太關注，也成全了它。
　　
　　保護者
　　
　　“文革”開始后，“軍宣隊”入住榮寶齋，榮寶齋被迫改名為“人民美術出版社第二門市部”；1971年，“軍宣隊”干脆宣布撤銷榮寶齋。
　　
　　很快，總理周恩來在當年的全國出版工作會議上，特別提到了榮寶齋，他建議將其保留下來。
　　
　　在周恩來看來，榮寶齋的木版水印是一門很好的技術，在國際上也有影響力。他還曾對有關人士表示，榮寶齋給毛主席印制的送給外國元首的賀年片很好，主席很滿意。
　　
　　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來很清楚榮寶齋在國際文化交流上的價值。1952年，由新中國召集舉辦的第一次國際性的大型會議——亞太和平會議在北京舉辦。在這次會議中，榮寶齋被指定為與會的37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及工作人員制作包括《十竹齋箋譜》、《齊白石畫集》、《中國剪紙》、《敦煌壁畫選》等木版水印的禮物。
　　
　　榮寶齋準備的禮物，果然受到外國友人的高度評價和熱情追捧。
　　
　　從此，榮寶齋成為指定的“涉外單位”，前來參觀和購物的外賓和海外華人絡繹不絕。榮寶齋的木版水印出版物也開始出口。
　　
　　一些高級官員對字畫的喜愛，也幫助了榮寶齋保全自己。
　　
　　侯愷在任的時候，榮寶齋晚上也必須要開門，因為很多領導人下了班之后，就喜歡跑到榮寶齋來。像鄧拓，只要有空，晚上下班，也必然要到榮寶齋“報到”，又是寫字，又是賞畫，經常一待就到半夜。
　　
　　有一次，榮寶齋收購了一幅清代畫家楊涵的《竹子》，但對楊涵這個人，負責收購的人了解并不多。康生知道后，專門來榮寶齋看了畫。回去后，他親自為楊涵寫了個小傳，又上門交給了榮寶齋。
　　
　　高級官員對榮寶齋字畫古玩的喜愛，也讓榮寶齋人腰桿子硬了不少。
　　
　　“反右”時，侯愷壓根就不理那些來抓“右派”的人，“我做黨政一把手這么多年，自己單位的情況還不了解？沒有就沒有！”
　　
　　“文革”時，榮寶齋被批不為工農兵服務，一個工人站出來反駁，偉大領袖毛主席用的信封、信紙以及送給外國元首的賀年卡就是榮寶齋印的，為毛主席服務難道不是為工農兵服務？
　　
　　“絕大多數人都經歷了解放前的風雨飄搖，好不容易有個安穩的環境，能靜下心來做點自己喜歡的事情，誰愿意亂呢？”侯愷說。
　　
　　“文革”結束后，榮寶齋“到底該為誰服務”的命題徹底消失了。這個經營古玩字畫的老店，拋掉了一切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