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入為主，讓我們在真相面前失去了辨別能力。
　　
　　作為一個歷史人物，周瑜身后存在著兩個截然不同的鏡像。在正史與野史、官方與民間之中，1800年來，出現著形形色色的周瑜，并與那個曾經真實存在的周瑜，漸行漸遠。
　　
　　在《三國志》里，陳壽對于周瑜的評價是，政治上高瞻遠矚，忠心耿耿；軍事上“膽略兼人”，智勇雙全；人格修養上，“性度恢廊”，情趣高雅。這個評價對于周瑜雖然輕描淡寫還算公允并近乎完美，而到了東晉，觀念走到社會轉折的十字路口，往往變得微妙起來。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這個封建王朝開始在正統論上大做文章。他們巧妙地選擇了同樣割據一方的蜀漢作為正統，開始認定周瑜為“小人”。
　　
　　此后數百年，蜀魏正統之爭紛紛揚揚。好的是，魏晉期間士大夫玄風吹拂，崇尚個性，因此在臧否人物上比較寬容和超然，很少將人分為善惡分明的兩極，正統之爭在這一時期并不完全對立。
　　
　　到了唐朝，九州一統。歷史變得再度微妙起來，正統之爭開始出現在唐詩中。首先是杜甫，對蜀漢的諸葛亮極為推崇，對于這位憂國憂民的名相表現出了深深地同情。再就是杜牧，這位詩人在詩中不加掩飾地調侃周瑜，歷史在文學中開始出現偏差，“東風不予周郎便，銅鵲春深鎖二喬。”到了宋朝，宋人治史之風頗盛，常常明是治史實為思想政治觀的較量，文人政客間的朋黨之爭更是驚心觸目，三國正統之爭也在爭斗之列，宋文壇多位大家被卷入。最終朱熹的理學占據了歷史的上風，帝蜀寇魏、尊劉貶曹漸成定局。隨后的元明清三代，史家多承朱熹的“帝蜀寇魏”論。人物的善惡褒貶也隨之潮起潮落，數度浮沉，最尷尬的當屬身處其中的東吳。但對于周瑜的評價，還是肯定的，至少是他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礎的。而周瑜形象的變形，到了民間文化里，卻出現了巨大的偏差。
　　
　　三國故事在三國時代結束之后不久便在民間有所流傳，而令人納悶的是，到了宋代，周瑜的形象已經徹底地扭曲了。如今所能找到的年代最為久遠的資料，就是宋元之際出現的話本《三分事略》。在這部為適應市民娛樂需求而產生的話本中，周瑜的形象已經是一落千丈，出現了質的下跌。在政治上，他鼠目寸光，為一己私利而置國家安危于不顧；在軍事上，他看似頗有才華，但更多的時候卻是才智平庸，屢戰屢敗；在人格修養上，他好大喜功，心胸狹隘。而與此同時，以曹魏為正統卻是官方正統觀的明確意向。可見，市民的好惡在那時候已經不以統治者的正統觀念為轉移了。他們對人物的褒貶品評是有著自己的立足點和出發點。他們“尊劉”，擁“帝蜀”，而對于站在對立面的周瑜，自然不會有好感。
　　
　　這種受市民意識影響的創作傾向延續到元代的雜劇中便越發地明顯了。就這樣，一個與雅文化系統中的褒物文字形成鮮明對照的周瑜形象，于宋元之際，在強烈的市民意識的關照下誕生了，并隨著戲曲的廣為傳唱而深入人心，家喻戶曉。而之后，羅貫中的出現，徹底把周瑜的形象釘在了自相矛盾的演義標準上。
　　
　　在文學評論家看來，羅貫中的矛盾幾乎也在之后成就了《三國演義》這本書的矛盾，在這本書里，除了蜀漢永遠是光明正確的，吳魏的一系列人物，從曹操到周瑜，都是充滿矛盾的。作為一名落拓江湖的書會文人，羅氏一方面深受雅文化的影響，對三國人物，盡量地靠近史實：他肯定周瑜結交孫策，開拓江東，定建霸業；舉薦魯肅，納降甘寧，舉賢任能；最后火攻破敵，建立不朽功勛。而另一方面，混跡于市井，又讓他不由得對世俗化的評價產生認同：當遇到劉備集團的中心人物，周瑜又不得不退一射之地。對于那些中心人物，周瑜只能是陪襯。
　　
　　直至評書版《三國演義》在上世紀80年代的風靡，“羽扇綸巾”和“三氣周瑜”已經成為成語徹底地深入人心，對于周瑜，那些偏見也再抹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