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一個昂貴和不昂貴——但并不廉價的時代，我討厭廉價這個字眼——可以很好共存的時代，這在時尚界還是首次發生。——卡爾·拉格斐
　　
　　對“廉價”二字，向來毒舌的卡爾·拉格斐是鄙視的。他滿腦子想的是香奈兒創意，抽空幫芬迪做做設計，得閑再去迪奧挑挑男裝——活出的是品質，與廉價絕緣。
　　
　　但眼下的奢侈品江湖卻并非如老佛爺所愿。“眼看它坐地起價，眼看它掉線散架。”價格依舊堅挺，但名牌質量和售后服務卻跟不上價格上升的節拍：花去你一個月工資的名包脫線，換來一句“設計失誤”和“不能退款”；你刷卡付現后盯著滿是奢侈品的柜臺笑，卻不會想到花掉了實在的奢侈價格，卻收獲了一份廉價產品和服務。
　　
　　國際品牌集團曾給奢侈品在四個方面下過定義：工藝，或是世代發展而來的能力；專注，以深度而非廣度為發展重點的企業；歷史，在經濟繁榮和衰退時期的持續相關性；稀缺，受到所需技能限制，只創造有限數量的產品。
　　
　　但你也永遠別指望能在那些奢侈品店里撈到折扣，因為“奢華”與“廉價”絕不產生交集。多年前旅游途經國內某二線城市，記得商場里有個外國奢侈品店門前豎一塊牌：打折殺價請去別處，囊中羞澀勿入此門。
　　
　　“在這個行業，價格不是問題。價格標低了，反而會受冷。”某奢侈品業內人士說。
　　
　　花了高價錢，卻只能買到低廉的產品和服務？代工被認為是影響奢侈品質量的重要原因。Prada的手袋和鞋在廣東深圳、東莞、中山等地設代工廠，Zegna的面料來自浙江，Burberry生產線來自深圳，Armani在溫州、蘇州生產，在深圳、東莞等地代工、再加工……
　　
　　但這并不是奢侈品“價格、質量不對等”的最根本原因。歐美奢侈品在百余年前起家時，靠的是精妙的藝術設計、獨特的構造品位、深耕的產品研發和到位的客戶服務，這也造就了一個個如今讓人眼前一亮的奢侈大牌。而如今，這些品牌在產業化、集團化的路線上一路狂奔，隨著全球性并購的逐步鋪開，奢侈品牌免不了淪為新業主追逐利潤的工具。
　　
　　曾經的經典品牌在短期經濟目標下，價不變，逐利心態也不變，但技術創新和質量跟蹤卻并未跟上時代趨勢，也偏離了最初的概念。過分追求利潤最大化，奢侈品市場正在陷入“品牌價值下降”的困境。
　　
　　在被迫犧牲核心產品和質量保證的條件下，奢侈品市場開始批量化生產。高價標簽的背后，其實并沒有一份初心相隨的質量保證。
　　
　　與此同時，那些揮舞鈔票的新富階層，更愿意的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個性定制，而不是被動接受LV、Prada等老牌奢侈品店設計輸出的產品與概念。與新富人越發鐘情的“私人定制”相比，批量生產的奢侈品牌吸引力顯然沒有太大優勢。
　　
　　不得不提的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消費者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成熟、更理性，作為優質產品和服務的代名詞的奢侈品也就自然會被更多人挑剔，奢侈品全面比拼性價比的時代已經到來。“說到底奢侈品的根就是文化。如果一個奢侈品沒有描述它背后的文化，那它就失去了價值。”“Woo”藝術品牌創始人孫青鋒說，“高價炒起來的產品必須提供和輸出優質的品質和設計內涵，否則標價再高的奢侈品都只是低價社會里的畸形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