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沒有成為壞孩子
　　
　　在《道金斯傳》的上部《一個科學家的養成》中，以時間為序，理查德·道金斯自述了其在非洲的童年生活、回到英國后的求學生涯、在牛津大學攻讀研究生，以及早期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的情況。
　　
　　看起來，這并不是一個十分愉快的成長故事。
　　
　　1941年3月26日，道金斯出生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正值“二戰”，他父親約翰·道金斯所效命的英王非洲步槍團駐扎在肯尼亞，母親未獲允許卻隨軍而行。
　　
　　因為父親頻繁更換駐地，道金斯的母親不得不帶著道金斯一路輾轉。父親每到一處新駐地，她便得在新駐地附近找尋住所和工作，工作通常是為雇主打理家務或照看雇主的孩子。生活不定，物質匱乏，父親身不由己，母親數次患病，這樣的環境，很難說有利于孩子成長。
　　
　　8歲時，道金斯隨父母回到英國，按家族慣例，進入寄宿學校茶芬園讀書。在那里，道金斯經歷了不少體罰，也目睹過身邊的同學遭受校園欺凌。
　　
　　1954年，道金斯進入奧多中學讀書，在中學的最后階段，他放棄了宗教信仰，成為無神論者。
　　
　　1959年，道金斯幸運地考入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1963年，他繼續留在牛津大學讀研，師從簡·丁伯根，正式開始其學術生涯。
　　
　　童年生活動蕩，遷徙成為常態；幼年與父母分離，在寄宿學校長大；青年時，道金斯甚至在書中隱晦地談到學校自殺的男教師有戀童傾向……如果這一切最終導致一個人走上歪門邪道，甚至發展出反社會人格，那聽起來應該是很符合人的成長經歷影響性格發展的心理學分析的。
　　
　　但是，為什么道金斯能夠成長為今天的道金斯，而沒有成為一個壞孩子？
　　
　　給孩子什么才是最珍貴的
　　
　　通讀《道金斯傳》，不得不折服于道金斯的幽默、風趣與熱情。比如對自己在男校度過整個青春期的蒼白，道金斯這樣調侃自己：“我對所有的女生都心懷敬畏，連一支筆都不敢跟她們借，那么比借筆更有意思的事情，就更不會發生在我身上了。”
　　
　　很明顯，道金斯的這種性格深受其父母的影響。在艱苦的條件下，道金斯一家始終保持著樂觀的心態。
　　
　　樂觀而保有自己的愛好，這是道金斯的父親在書中給人留下的印象。在道金斯眼里，父親總是會忙于某一項令他著迷的興趣愛好。通常情況下，這項活動能充分施展父親的巧手和發揮父親的獨創精神，這一點很令道金斯欽佩。父親曾利用廢舊金屬和麻繩，制作出彩色幻燈片。
　　
　　道金斯的父親還非常喜歡記錄天氣信息，年復一年地在筆記本上記錄每天的最低氣溫和最高氣溫以及降水量。道金斯發現，家中的寵物狗時常在父親的雨量測量器中尿尿，但這絲毫不影響父親繼續一絲不茍地做記錄。
　　
　　這種對自然保有熱愛與興趣、對科學充滿探索的精神，不僅存在于道金斯的父親身上，也存在于道金斯的祖父、外祖父及兩位叔叔身上，他們均在各自感興趣的領域有所成就。外祖父撰寫的《短波無線通信》從20世紀30年代到20世紀50年代早期，一直是該學科的權威教科書。小時候的道金斯雖看不懂這本書，卻深深地為外祖父感到自豪。
　　
　　書中有一幅插圖也非常引人矚目，那是愛畫畫的道金斯的母親所描繪的家庭生活畫面，在這幅名為《我們曾經的交通方式》的畫作上，有道金斯的父親在索馬里用過的裝甲車，也有道金斯的母親牽著道金斯大踏步前進的場景，還有道金斯用玩具卡車推著妹妹莎拉的場景。出現在畫面里的還有馬拉維湖邊的沙灘、道金斯的寵物變色龍和嬰猴。這樣的畫面充滿了對生活的熱愛，這份熱愛溢出畫面，一直流淌在道金斯的生命之河中。
　　
　　與愛相隨的是自由。與今天被迫在各種培訓班兜兜轉轉的孩子們不同，道金斯和他的妹妹享受著充分的自由，可以嘗試很多事：到山谷冰涼的溪水中游泳，在家中做化學實驗，用各種手法折騰出甜菜根酒、清潔劑或維生素藥丸。道金斯的父親甚至還給了兄妹倆一窩小豬崽，讓他們全權負責照料小豬。
　　
　　愛與自由、樂觀與幽默，我想，這才是父母給予孩子的最珍貴的東西，而不是充沛的物質和有距離的“陪伴”——比如，父母在孩子身邊，卻低著頭看手機。
　　
　　這應該就是道金斯沒有變成壞孩子的一個主要原因。
　　
　　為什么牛津大學是塑造他的地方
　　
　　道金斯認為，牛津大學是塑造他的地方，而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則是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獨有的導師制。
　　
　　在牛津大學的學習生涯中，發生的許多故事都讓人感動。比如當道金斯問了輔導老師布魯奈特博士一個問題，而對方回答不上來時，布魯奈特會邊抽煙斗邊沉思道：“很有意思的問題，我去問問費奇伯格，回頭向你匯報。”
　　
　　導師向學生“匯報”，這讓道金斯感覺自己正式加入了大人的行列，在學術上被認真對待。為此，他興奮地在家信中向父母提及此事。
　　
　　在牛津大學讀研時，道金斯加入了經濟學教授簡·丁伯根的團隊，這對于他的學術成長是至關重要的一環。在這個團隊中，有一位長者邁克·卡倫，深受道金斯愛戴，他甚至不惜在書中完整地收錄了他為卡倫所寫的悼詞。
　　
　　道金斯在悼詞中寫道：“他本人并沒有發表過許多論文，但他在教學和研究中孜孜不倦。他總是匆匆忙忙、披星戴月，而余下的一點兒個人時間也貢獻給了研究工作。但這些研究卻不是他自己的研究……其實，在那個黃金時代，從貝爾頓路13號（卡倫辦公室）發出的數百篇論文，都應該將他列為合著者。而事實上，除了致謝的部分，他的名字從未出現在任何一篇論文中……”
　　
　　這樣一位教育者的形象，對于今天的映照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養成與走向有著怎樣的聯系
　　
　　《道金斯傳》的下部是《我的科學生涯》，按主題劃分，分別講述了道金斯在牛津大學執教的39年里，參加學術會議、撰寫科普著作、拍攝紀錄片、創辦西蒙尼公共科普講座等人生經歷。
　　
　　自傳上部中，在家庭、學校等環境因素綜合作用下養成的科學家，在自傳下部所講述的輝煌的科學生涯中，選擇走向大眾，選擇面對最廣泛的群體來傳播科學，這種養成與走向之間，到底有著怎樣的聯系？
　　
　　我想，那其實就是一顆科學的種子萌發、生長，最終長成參天大樹，又把種子播向四方的過程。
　　
　　父母和老師在道金斯的心中播下的這顆種子，既飽含對生活的熱愛、對自然的好奇，也有著對真理的追求、對新知的接納。在自傳下部的第一章《牛津那些事兒》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道金斯的教育觀念，盡管他始終在打趣一些陳年往事，但在字里行間，他對教育的看法是相當明確與強硬的。
　　
　　比如他曾經和同事，就一名牛津大學歷史系學生在世界地圖上找不到非洲的位置一事展開討論。同事為這名學生辯護說，也許是因為她上高中時落下了一節地理課。而道金斯認為：“如果一個人長到17歲，不能受好奇心的驅使而去了解非洲的位置，必須通過課堂學習才能掌握這個知識點的話，那就意味著這個人早已對世界失去了興趣，對學習新知是懈怠與抗拒的，這樣的學生本就不該被我們學校（指牛津大學）錄取，哪所大學都不應該錄取這樣的學生。”
　　
　　道金斯常常這樣語出驚人，盡管道金斯的建議很少被采納，但這些貌似戲謔的建議背后，凸顯的是道金斯的堅定信念：播種科學的種子和進行科學研究，有著同樣重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