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注意到了嗎？在一些時候，人們在處理財務問題時做出非理性的選擇，不是因為別的，只是因為你面對的錢數。舉個例子，法國經濟學家莫里斯·阿萊曾經做過一個非常著名的試驗。阿萊對100個人（其中包括很多受過專業訓練的統計學家、經濟學家）進行了其所設計的虛擬賭局測試：選擇A，有100%的機會得到100萬元；選擇B，有10%的機會得到500萬元，89%的機會得到100萬元，1%的機會什么也得不到。
　　
　　在這兩個選擇中，A的期望值為100萬元，B的期望值為139萬元（500萬元×0。1+100萬元×0。89）。139萬元大于100萬元，如果做選擇的人是理性的，他應該選B。但是，100個人中絕大多數選擇了A。
　　
　　這是為什么呢？效用理論的支持者們認為，這是因為雖然A的期望值小于B，但是A的效用大于B。這種解釋真是太敷衍了，類似于一些行為學家對人們怪異行為的解釋：當你看到一個人正拿著一桶尿在咕嘟嘟地喝著，行為學家解釋他這么做的原因是，他有這個偏好。
　　
　　當然，更重要的是，當你讓人們做選擇的時候，若金額變小，假如說100元，那么選擇B的人數就會激增。我曾經模仿阿萊的試驗做過100元的虛擬賭局，結果超過60%的人選擇了B。
　　
　　為什么隨著錢數的增多人們會放棄所謂更大的效用呢？
　　
　　我猜這是因為，白得100萬元，無論是美元還是人民幣，都足夠對一個人的人生造成改變。如果100萬元的改變已經足夠大，那么為什么還要選擇存在風險的500萬元呢？阿萊做這個試驗的時候，是1952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7年，100萬美元對普通人來說是個天文數字，大概相當于現在的2億元人民幣。對這么大的數額來說，2億元和10億元在人們概念中的差別是不大的，而2億和0的差別可就十分大了——誰沒有體會過沒錢的窘境呢。
　　
　　而賭注金額下降到100塊錢，人們就理性多了。一個財務數字能讓你傾家蕩產，也能讓你陡然變富。在面臨這種問題時，人類大概很難保持理性。而當處理的數字很小時，理性也會遇到問題。
　　
　　比如，你很可能多次在乘坐地鐵時給乞丐5毛錢硬幣，假設你一年做了20次這樣的事；現在如果要求你一次性拿出10塊錢給一個乞丐，而一年只做一次，你很可能就不肯了。如果把財務問題中遇到大數字時人們的非理性叫作“忽視概率”，那么在小數字中這個“非理性行為”就可以叫作“非利己行為”——從理財這個角度看，把錢無緣無故給別人是愚蠢的。
　　
　　很明顯，對于不同的人，所謂的大數字和小數字的絕對值是不同的。比如一個每年的生活費用需要100萬元的家伙，能讓他動心的大數字可能是1億元，而對于一個普通人，700萬元就足夠讓他喪失理智了。當然，關于小錢更是這樣——我很久以前相親的對象曾經因為我去追正在滾動的1毛錢硬幣而嫌棄我，而她當時的月收入只有我的一半。
　　
　　人們的這種因為數字大小而產生的非理性狀態，其邊界——一次處理多少財務數字能達到最理性狀態——很難確認，起碼阿萊并沒有找到這個邊界，所以人們把這種人在面對不同財務數字時產生的非傳導性現象稱為“阿萊悖論”。
　　
　　而我在此想到了資產配置和分散投資問題。巴菲特曾經強調投資應該更加集中。你知道巴菲特有800多億美元的資產嗎？所以多少錢大概都不會讓這個老人喪失理智。而普通投資者就不一樣了，他們需要分散投資。這種做法除了分散所謂非系統性風險，更重要的是，這可以讓他們在理性范圍之內處理財務問題。